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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链接 - 2022年11月24日>
关于数学史的文章：
国际奥数包揽金牌：中国人的数学，为何这么厉害？
作者瑶华(笔名)系白尚恕先生的学生刘洁民之研究生
以下为文章链接(请放心进入)：
https://mp.weixin.qq.com/s/87WjqraE-NKOe9VISlq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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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连三排，我的高二一班 — 师大二附中的那些年
李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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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饥似渴的高中学习
初中毕业后，我有幸被选入二附中文革后的第一届高中。我们的班级不再被连排编制了。这一届高中只有两个班，从三所学校选拔而来。高二一班是我新的家。这两年半的高中，趁着后来被称之为“右倾翻案风”的那一袭短暂的峰回路转，我们如饥似渴汲取知识。二附中为我们配备了最强阵容的师资。高中数学课我们非常幸运的成为了白尚恕老师的学生。从第一次聆听白老师的教诲至今正好50年。岁月的年轮带不走我对白老师的敬重。我敬白老师为带我走进数学天地和职业生涯的恩师和领路人。白老师每次上课只带一根粉笔。一进教室就侃侃而谈。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我至今还记得白老师讲极限概念时的话语（大致）: ”一个动点到它的极限的距离很小很小，小到让你想让它有多小就有多小，不管怎么小，都可以再小，。。。”这一段经典从那时就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海。在我以后的数学教学中，这段解说词不知多少次被我传给了我的学生。写到这里，一个不能再贴切的成语跳了出来：”潜移默化”。二附中的老师们的敬业与师德在不知不觉中在我们的身上潜移默化着，多么美妙的传承！说到极限概念，它至今仍然是我们这里大学微积分的第一课的内容。现在想来，白老师那时已经教给了我们很高深的数学。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定是凤毛麟角，在全国大概找不出几家。我们是何等幸运！
我的高中生活中最大的亮点也是在白老师的指导下闪烁出来的。有一天，白老师给了我一本小册子让我读一读然后给他讲一下。那是我读的第一本非课本的数学书，书名是“数学归纳法“。几天后我读完了，跑到数学教研室去报告读后感。当时有白老师和袁伦德老师在场。白老师听了我的报告当即决定在二附中搞一场公开的学习报告。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海报，但是应该是有不少同学参加的。白老师还给了我一个布袋和三种不同颜色的球作为道具来讲述其中的一个概率问题。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个数学报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一个极少见而且带有风险的活动。我感谢白老师的敬业，远见，和无畏。这个活动給师大二附中校园带来了一股学术的春风。正是白老师为我创造的这次机会让我对数学的兴趣大增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潜能。我在高中日记里已经立下了我将来的职业目标：做一个大学数学教授，像白老师一样教数学！
白老师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在到二附中任教以前曾在北师大数学系任教，1958年至1978年任教于师大二附中， 1978年又回到北师大数学系任教直到1989年退休。白老师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数学史专家，北师大数学系教授，中国数学界巨著《中国数学史大系》的副主编。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白老师在二附中任教期间仍然坚持中国数学史的的研究，只不过转入“地下”。1980年，耗费了白老师20年心血的专著《〈九章算术〉注释》完成并发表。1995年白老师去世时，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卢嘉锡送的挽联上精准地总结了白老师的闪光的一生：“四十年精研算史启后学之路，八万里广交学界追先哲之风“。白老师是我永远的师长与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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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慈戏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9d7bda0101i8up.html
1949年暑期，全市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以后，各中学都与本校受聘教师明确要实行“专任”，并要求自选受聘学校。我遂在母校专任高中数学教师，直到1953年离开母校到北京师大数学系任讲师（1952年办的手续，其后还在附中兼课一年）。
实行专任制以后，附中的数学教师有：
1949年9月 沈绍武、申廷藩（介人）、吴鸿迈、刘江、刘若庄和本人共六人。
随后，韩满庐回到附中并担任数学教研组长。
1951年 调入曹振山（乐斋）
1952年 四部与一部合并，李宝芬和孟庆蓁加入。
1952年 调入关介樸。
1953年 调入靳仙洲。
其间，1950年底吴鸿迈调往人教社，1952年7月关介樸调往二部。
这样，到1953年7月，附中的数学教师有10位：韩、沈、曹、申、刘、刘、李、孟、靳和本人。
（左注：由此开始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北师大附中韩代数、曹几何、申三角时代，直到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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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61届高三5班
https://liuzongyao.wixsite.com/schoolmate1961gao3
历史沿革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北京师大附中，是教育部直属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附中，北京首批市级重点中学、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校。北京师大附中始建于1901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中学，是我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北京师大附中的校长是王焕勋，北师大的校长陈垣是北师大附中的名誉校长。当时的教导主任是陶卫。中六5班原为北师大附中高一5班（1958年）或高二5班（1959年），到1960年为适应高考文理科分班的需要，将高二1和高二2班想考理工科大学的同学分到本班，而本班想考文科大学的同学调到高二1和高二2班（改为中六1和中六2班）。我们班在高一时的班主任和语文课是曾满祥老师，那时他刚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高二和高三时的班主任是赵景桐老师。我们的数学课是李宝芬老师，俄语课是纪强老师和都钟秀老师，化学课是陶琅老师和尚兴久老师。生理卫生课是**老师，政治课是**老师，历史课是李毅老师，物理课是赵景桐老师和顾长乐老师，数学课是韩满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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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叔宁
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tid=1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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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数学竞赛奖：高一的时候，几个重点中学举行了一次数学竞赛，我也参加了。但没有抱获奖的希望，所以发奖大会我没有去参加，而是和李时民一起去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里“寻宝”，那里的书非常便宜，是很适合我们这些口袋瘪瘪，书欲却饱饱的学生的。我想购买的书主要是鲁迅的小说、杂文集，也买一些提高性的数学专题小册子。记得在回来的路上，李时民指着偶尔从身边驶过的小轿车说，咱们以后就是坐这个的。我很不在意甚至有点茫然。这些我是从来没有去想过的，以至在我今后的一生中也很少去为此动脑筋去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是个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投闲置散的人。没想到第二天到校，我的桌上却摆着奖状奖品和一个北京市数学小组的证书，我自然很高兴，获奖的事，我没有告诉家里，父亲是从北京日报上得知的。这些桌上摆放的东西启动和引发我对数学的热爱与沉迷。在此之前，除了爱读课外书，我的各门功课都比较均衡，没有专注于某一科。而从此数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成了我快乐的倾注地。
被埋葬的华罗庚之梦：利用高一暑假，我基本把高中的数学课程都自学完了。所以数学课上，我就不再听讲，而是大量地钻研竞赛题，上语文课时也做数学习题。星期天则去王府井北面的中苏友好馆参加北京市数学小组的活动，华罗庚、苏步青等专家也时常来给我们上课。课后发给我们大量的讲义和习题。这个北京市的数学小组是为每年高三学生参加的全国数学竞赛服务的，目的是培养和选拔数学高材生，然后直接送入高等学府。我在高二的时候，对我特别器重的也是我格外尊重的李宝芬老师就把当年的竞赛试卷拿给我作，第二试一共四道题，我居然作出了第一和第四题。李老师非常吃惊，因为第四题数学教研组所有老师都还没有做出来。他对我说，应当让你也去参加比赛，是至少可以拿到第二名的。听老师讲，这次竞赛最高分是八十几分，令出题的华罗庚惊喜异常，把自己的手稿赠送给了这位学生。这便更激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和信心。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华罗庚和父亲有同乡之谊，还是初中时的同学和朋友，刚到北京的时候全家还一起去拜访了他。我就在暗地里下决心成为华罗庚的弟子，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数学家。为此我苦研了几乎所有的由数学家编写的每本壹两毛钱的《数学小丛书》。还在西单旧书店里搜罗了全国各省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竞赛试题。当时我的感受是，题目越难我就越兴奋，常常为一道题而废寝忘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市数学小组还曾给我来过通知，要求我去参加那里的批判会，我自然没有去参加。但那个时侯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数学梦想”，已经被这场“革命”这场“浩劫”彻底埋葬了。但我对数学的感情，数学与我的特有的缘分，却一直陪伴着我。无论是在山西插队的艰难岁月里，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数学的大梦已经破碎，但数学在其严密的逻辑思维上，在其对世界的理智的认识上，所给予我的智慧、分辨能力，使我得以超脱甚嚣尘上的“革命”纷扰、规避庸碌的利害得失，在数学的遗梦和文字的求索中，获得人生真实的别样的趣味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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